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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鐵城”!您知道17世紀俄國使臣為何這樣稱呼紫禁城嗎?

    17世紀,隨俄國不斷向東擴展,中俄邊界逐漸接近,俄國人開始在地理、政治、經濟等方面發現并探索中國。 1618年,來自托木斯克的哥薩克佩特林一行在蒙古人的幫助下到達中國都城北京,這是俄國人首次親眼目睹傳說中的中國。 此后,在17-18世紀,為謀求對華貿易利益和解決邊界爭端,俄國政府頻繁遣使來華,接踵而至的俄國來華使團成員記錄下了他們對中國的印象。這里說說他們眼中的紫禁城和朝廷。 紫禁城是皇帝的居所,也是中華帝國的統治中樞。俄國使臣在這里見證了專制帝國的權力金字塔與帝王的更迭。在清政府的有意安排下,他們還親歷朝拜大典,感受了“天朝威儀”。 來華使臣對紫禁城的總體印象是高大雄偉,城墻“差不多和莫斯科帝都的宮墻一樣高”,紫禁城內守衛森嚴,并且“無論在房屋上、衣袍上或在船只上,到處都畫著蛇”(在使臣記述中,多次將中國帝王的象征物“龍”誤稱為“蛇”)。 他們稱紫禁城為“磁鐵城”,因為他們認為城墻是“用磁鐵礦石建成”的。“在這座大中國白城里有一座磁城。大明皇帝本人就住在里面。據說,從大中國白城城墻到這里為石板路,要走半天……大明皇帝居住地磁鐵城裝飾著各種珍貴飾物,極其精致。皇宮位于磁鐵城中心,大殿頂部金碧輝煌。” 接見使臣的大殿雕梁畫棟,金碧輝煌。屋頂鋪著黃琉璃瓦,并飾有獅、龍及其它禽獸。大殿里沒有像西方宮殿那樣的拱頂,墻一直砌到屋頂,殿內豎立十二根圓柱。屋頂天花板飾有金漆彩繪圖案,地面“按韃靼習慣”鋪著花卉鳥獸圖案的地毯。皇帝寶座“坐北朝東”(此處應是朝南),高高在上,寶座左右兩方是鍍金的欄桿…… 俄國使臣稱紫禁城的主人為“博格德汗”。“汗”是俄國皇帝對東方國家君主的稱呼。斯帕法里覲見時,坐在離皇帝不遠的地方,他看到康熙皇帝中等身材,面色微黑,臉上有許多麻點,蓄黑色小胡子。皇帝的御座是木制的,“雕著各種圖畫和蛇”。他發現只有皇族才可以穿戴黃色,皇帝的兄弟和親屬的帽子上有別人不敢使用的金色標志,他們穿的衣服也是繡金的,胸前背后鑲圓形金片。耶穌會士南懷仁告訴斯帕法里,康熙皇帝“雖年僅二十三歲,遇事已能擇善而從”。 伊臺斯來京時,康熙皇帝已成為一位乾綱獨斷的統治者和卓越的政治家。他眼中的康熙“年約五十歲,中等身材,儀表令人肅然起敬,有一對黑色大眼睛,鼻子隆起,略歪,垂著黑色髭須,幾乎沒有胡子,臉上有麻點”。伊臺斯認為康熙皇帝雖然不喜歡漢人,卻能“巧妙地統治著自己的臣民”。 而當伊茲瑪伊洛夫來京時,康熙皇帝已是年近七旬的老者,在使臣面前表現得溫和大度,與使臣講話時語重心長,見到使臣衣服單薄,還賜給他一件自己的貂皮襖。言談中使臣得知,康熙喜歡天文學和數學,從耶穌會士那里學了不少這方面的知識。 薩瓦來華時,端坐在御座上的已經是雍正皇帝。他看到雍正“架著腿坐在御座的貂皮坐褥上,儀態極其莊重,猶如一幅畫”。但耶穌會士帕列寧神父對雍正皇帝的執政頗有微詞,他告訴使臣,雍正皇帝即位四年來,“搜刮的國庫資財比康熙皇帝七十年聚斂的還要多”,他與所有兄弟不和,并在北京廣設密探,搞得人心惶惶。耶穌會士向國庫交納一萬兩銀子才得以保全他們在北京的教堂。雍正皇帝禁教政策十分嚴厲,傳教士在華處境艱難,其評判之詞難免帶有感情色彩。 清朝皇帝之下是文武大臣。大臣們的朝服按照品級在胸前和背后繡著獅子、老虎、蟒或仙鶴。在康熙皇帝為使臣設置的宴席上,伊臺斯看到,文武百官有二百多人,均按其官銜高低依次入席,“照波斯的方式盤腿而坐”,大家“垂目端坐”,聽不到一點兒聲音。薩瓦在一次皇帝的宴會上也看到同樣場景,他覺得很是驚奇,這么多人坐在那里,卻都一言不發,相互之間也不交談。 在紫禁城里,使臣們目睹了中國傳統的君臣之禮,巴伊科夫、斯帕法里等使臣都經歷過這樣的場面。皇帝上朝,除重大節日,平時每月三次,大臣王公要向皇帝大禮參拜。使臣在天亮前一小時就被帶領前往紫禁城。 沿途到處是騎馬、坐轎進城的官員,打著紙燈籠,燈籠上面用漢字寫著他們的官銜。到達寫有皇帝名號的石碑后,官員們都要下馬、下轎。覲見之前,大臣們按官階大小在大殿外廣場上席地而坐。皇帝臨朝時,鼓樂齊鳴。之后,有人站在石階上大聲喊叫:“全體肅立!”官員們就按照官階高低在唱禮官的引導下依次上前行三跪九叩之禮。斯帕法里看到大家兩手撐地,慢慢把頭扣到地面,又慢慢地從地上抬起頭來,他覺得“好像俄國婦女跪拜一樣”。 俄使經歷這樣的場面是很自然的。在早期中俄外交交往中,雙方屢屢因禮儀問題發生爭執,其焦點問題之一,就是行跪拜禮。清朝慣例,來華外國使臣需向皇帝及象征皇帝的廟宇、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禮,俄國使臣則堅持按照歐洲禮儀,在君主面前脫帽行鞠躬禮。 為令俄國使臣行貢使之禮,清政府有意安排其在朝拜之日覲見皇帝,斯帕法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目睹了清朝官員的朝拜大禮,并被要求照例行禮,但他并未嚴格按照禮儀規定,叩首很快,頭也沒有到地。當清廷官員通過耶穌會士要求他叩頭到地,并且不要那么快時,他回答說:“那些人是博格德汗的奴仆,他們善于叩頭,我們不是博格德汗的奴仆,就只能按我們知道的方式叩頭。” 由于來華使團成員的出身背景、個人經歷、肩負使命、出使經過各不相同,他們對北京城的感受自然有不同側重。 佩特林和巴伊科夫筆下的北京物產豐富,富庶繁榮;斯帕法里筆下的北京城防堅固,戒備森嚴,其所居驛館如同監牢;伊臺斯、勃蘭德的筆下是美麗繁華的京城,無可挑剔的美食;薩瓦的筆下是寺廟眾多的京城、異常興盛的佛事…… 不僅如此,即使同一事物,不同人的記述也有所不同,如對北京城規模和城市面貌的記述。正是這些不同體現了北京城乃至整個中國在兩個世紀的歷史變遷。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本文原載于2015年10月12日北京日報,原標題為《俄國使臣眼中的紫禁城》

    來源:北京日報
    “大同”社會究竟什么樣?并非康有為理解的那個樣子

    古人是怎樣理解“大同”社會的 《禮記·禮運篇》首次提出了“大同”之說。記曰:昔者仲尼與于蠟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于是藉孔子言,描述了“大同”社會的情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蔵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里需要分辨的是,《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是上下齊同、沒有差異、大公無私的社會嗎? 過去有不少人是這樣理解的,康有為就認為“大同”社會是一個無國家、無階級、無刑罰、無私產甚至無家庭夫婦之分的烏托邦社會,其《大同書》寫道:“大同無邦國故無有軍法之重律,無君主則無有犯上作亂之悖事,無夫婦則無有色欲之爭、奸淫之防……無爵位則無有恃威、估力……無私產則無有田宅、工商、產業之訟。” “大同”社會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諧”社會 然而在我看來,《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并不是沒有差別、完全平等的大公無私社會,而是存在私有財產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諧”社會。 其理由有三:第一,有東漢經學家鄭玄《禮記注》為證。鄭玄在“是謂大同”句下注曰:“同猶和也,平也。”按此注解,則所謂“大同”,就是“大和”、“大平”。古音“大”讀為“太”,如《周易》“保合大和”讀為“保合太和”。因此,我們可以將“大同”解釋為“大和”即“太和”,其意即“最高尚的和諧境界”。 第二,有宋儒張載的《正蒙》為證。其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是“太和,所謂道”,即以“太和”為最高級別的“道”。又說:“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所謂“此”者,即“太和”之道也。清儒李光地注解說:“此節以‘和’言道。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在人為和為靜,在天則為太和、太虛。和者其大用,虛者其本體也。”這也證明了所謂“太和”即最高境界的“和”。 第三,有《禮運篇》本身的證明。孔子以“和”為天下之大道的思想見諸《中庸》。《禮運篇》說“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也與篇首孔子之言“與三代之英”前后一致。 這個“選賢與能”本身就是以有賢愚、能與不能的差別為前提的,“講信”是相對于“無信”而言,“修睦”是相對于“不睦”而言,“男有分”即指有社會分工,“女有歸”即指婦女要嫁人找歸宿,即有家庭存在。既然有家庭存在,就有人口多寡的差異,也就有家庭私產的存在。 況且,所謂的“大同”社會雖然是“天下為公”即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但卻是存在家庭差異和家庭私有財產不均的社會,因此決不是沒有差異、沒有矛盾的同質社會,而是有差異、有矛盾但卻是和而不同的和諧、和平社會。 提倡“大同”即“太和”的理念的時代價值 在當今時代,提倡“大同”即“太和”的理念有些什么現實意義呢? 一是有助于培養君子人格。我們這個時代,正人君子實在太少,而唯利是圖、利欲熏心的小人和勾心斗角、工于權謀的奸徒太多,許多大好的發展機會都因內耗而喪失殆盡。故亟須培養君子人格,表彰君子和而不同的精神,提倡為人處事要樹立寬松、寬容的和諧包容品格,反對小人的結黨營私、陰謀爭斗。 二是有利于促進企業、社會、國家間的良性競爭。毋庸諱言,市場經濟體制是以競爭求生存的體制。競爭好比是企業發展的發動機,是企業的活力與動力所在。但過度競爭也會導致企業之間和企業內部各種關系的高度緊張乃至崩潰,所以需要提倡良性競爭,需要通過建立和諧機制來平衡和引導競爭。和諧就像一部機器的潤滑劑,如果沒有這個潤滑劑來調節,機器就會燒壞。 對于企業而言是這樣,對于國家、社會而言也是這樣。一個文明社會,一個文明國家,需要保持和諧共處的良性競爭。這就需要執政者有把握全局、“和而不同”的大智慧來處理各種矛盾與利益的沖突,擺正競爭與和諧的關系,使國家、社會建立在一個良性競爭的制度之上。 三是有助于擴大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和平。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里仍處于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時代,還達不到“大同”即“太和”的理想階段。而且整個世界也將是以“小康”為目標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必然存在國家之間的利益爭奪而“謀用是作,兵由此起”。 然而盡管如此,我們仍然需要以“大同”即“太和”的理想精神去處理中國與各國的關系,堅持“遠交近和”的和平外交理念,應“謹于禮”,“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能行乎此,則離“大同”即“太和”的境界“雖不中也不遠”了。 因此,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大同”即“太和”的精神,實質上是一種以承認多元化為前提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諧”精神。在多元和諧精神指導下,既要摒棄西方文明中心論,也要拒絕東方文明中心論,而堅持多元文化兼容互補、和諧共生的文化和諧主義,用“多元和諧”文化觀去化解“小康”時代可能出現的“文明沖突”。 總之,儒家“大同”社會理想不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烏托邦空想,而是一個可望可及的社會理想。“大同”并非完全的同一,而是有差異、有私產、和而不同的和諧和平社會。 (作者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本文原載于2015年10月19日北京日報,原標題為《儒家“大同”思想新解》

    來源:北京日報
    要堅持什么樣的鮮明導向和辦學原則?兩年前習總書記這樣指出

    2018年5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指出:“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就是要堅持‘馬院姓馬,在馬言馬’的鮮明導向和辦學原則,為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推進馬克思主義進校園、進課堂、進學生頭腦,發揮應有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為全國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建設和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近日,由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主辦的“紀念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兩周年理論研討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與會學者圍繞學習領會和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就是要堅持‘馬院姓馬,在馬言馬’的鮮明導向和辦學原則”這一主題,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創新、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服務社會發展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研討。與會專家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兩年前視察北京大學時專門來到馬克思主義學院,就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和抓好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做出了重要指示,在全國高校和全國理論界引起了強烈反響。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為北京大學和全國高校進一步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科和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堅持用黨的科學理論武裝學生頭腦、培養更多優秀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堅持“馬院姓馬,在馬言馬”原則辦好馬院,事關辦學正確政治方向,事關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全局。馬克思主義學院應繼承傳統,守住根本,不斷增強馬克思主義學科的輻射力、引領力。與會專家認為,貫徹“馬院姓馬,在馬言馬”,要求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每一名教師成為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做到知行合一,自覺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要求我們在關照現實、回應問題中推進理論創新,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問題,回答同學的困惑;要求我們主動服務于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改革創新,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涵養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有更深厚的學科底蘊。與會專家強調,“馬院姓馬,在馬言馬”既包含基本標準、根本原則,又包含著高標準和高要求。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學者要解決好立場和能力相統一的問題,實現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教育從作為職業向作為事業的轉化,實現從馬克思學者向馬克思主義學者、馬克思主義者的轉化。此次研討會采取現場座談和視頻連線相結合的方式舉行,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進入“雙一流”建設學科名單的全國六所高校的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參加了會議。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灼見|李揚:從理論和實踐上認真研究“失衡”問題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全球經濟失衡”無疑是被各國使用最多的詞匯之一。 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偏愛用之來解釋此次危機的根源。將危機歸為失衡,將失衡描述為“全球”的,他們便得以輕松地將危機的責任推卸到其他國家頭上。 可以說,“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云云,都是從這個概念中獲得其理論支持的。我們自然對此論保持了高度的戒備。 但是,平心而論,一方面,除去失衡,我們似乎還很難為危機找到更合適的根源;另一方面,承認失衡是根源,絕不意味著我們接受某些國家“東引”來的“禍水”,承認失衡是我們的責任。 相反,認真研究失衡問題,在國際上,我們正可據此深刻揭示某些發達國家造成失衡并引發全球危機的事實;在國內,也有助于更清楚地認識我們經濟結構失調且多年難以調整的深刻原因。 在經濟學中,均衡與平衡是含義完全不同的兩個詞 失衡與再平衡這一對概念,雖然總被西方政要掛在嘴上,但是其中“衡”的具體含義卻總是語焉不詳。要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如此重大的問題,就不能不先對“衡”的含義做一番推敲。 經濟學所說的均衡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瓦爾拉斯均衡。它強調的是市場供求相等,進而強調了市場出清。另一種為非瓦爾拉斯均衡。它強調價格機制并不能發揮出清市場的作用,市場均衡常常是非瓦爾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卻出現相對穩定的趨勢。 很顯然,與供求相等的瓦爾拉斯均衡概念相比,非瓦爾拉斯均衡是一種廣義的均衡概念,它指的是系統中的各個變量經過調整以后不再具有變動的趨勢。非瓦爾拉斯均衡還可以有進一步的延伸,即當有外力使均衡狀態偏離均衡點時,仍有一種內在傾向使經濟回到均衡狀態。 這是一種穩定均衡。相反,如果說外力使均衡狀態偏離均衡點時,經濟不再能回到均衡狀態,那就是一種不穩定均衡。 在經濟學中,均衡與平衡是含義完全不同的兩個詞。均衡是標準的經濟學術語,并始終是經濟學家討論的重要概念。平衡的內涵則相對貧乏,也缺乏非常嚴格的定義,在很多情況下,平衡還用來指余額,指的是供給和需求、資產和負債等在規模上完全相同的情況。 我們要討論的全球經濟失衡中的“衡”,顯然出自均衡,因為我們并不特別關注各國國際收支是否存在正的或負的差額。相反,各國存在差額是一種常態,包括貿易順差與逆差的失衡,進一步則是經常賬戶的失衡,再到國際收支的失衡,最后歸根結底是全球儲蓄與投資的失衡,即主要發達經濟體儲蓄不足,而一些新興經濟體儲蓄“過剩”,等等。我們關注的是,這種存在差額的狀態是否能夠持續。 “失衡”分為“好的失衡”與“壞的失衡”兩種情況 一國對外貿易或國際收支出現差額(逆差或順差),是該國跨越國境,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的結果。因此,判斷失衡的經濟意義,要從資源動態配置的角度進行分析。據此,我們可以將經常項目失衡區分為“好的失衡”和“壞的失衡”兩種情況。 “好的失衡”是一國在一個較長時期內配置消費和投資的最優決策。例如,經常項目逆差可以是動態的前瞻性儲蓄投資決策的最優化結果。這種失衡非但無害,還可以達到增加社會福利的效果。 “壞的失衡”指的是,一國在利用國內外資源過程中,難以實現長期最優配置,導致經常項目失衡持續向逆差或順差的單方向上擴大,造成經濟結構扭曲,總體風險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順差并不必然意味著“好的失衡”,同樣,逆差并不必然意味著“壞的失衡”。因為,順差和逆差的出現,都意味著一國難以在本國范圍內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必須仰賴國際市場予以平衡,因而,跨境配置能力高低,是決定失衡狀況好壞的決定因素。 另外,失衡同時意味著資本與金融項目長期出現單方向國際資本流動,這將對國內金融體系產生持續性沖擊。如果國內金融市場效率不高,這種持續性沖擊將會通過匯率、利率、國際儲備、信貸、債券等各類市場,對國內實體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同時,長期面對一種趨勢,國內貨幣政策事實上處于被“綁架”的境地。若無運行良好的貨幣政策結構以及經驗豐富的貨幣當局,貨幣政策的效力將持續降低。 “失衡”的可持續性成為一個核心問題 既然我們從均衡的概念來討論失衡與再平衡,失衡的可持續性便是一個核心問題。事實上,“好的失衡”就是一種可持續的失衡,因為處于失衡狀態的國家實體經濟健康,微觀主體充滿活力,發展前景明朗。 在本質上,全球經濟失衡是實體經濟現象。然而,若無貨幣的介入,在“純”實體經濟體系中,任何失衡都無以產生。因為,“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本身就未留出發生貿易差額的任何空間。 國際貨幣體系因素的介入,不僅使得失衡有了可能,而且使得全球失衡問題變得高度復雜化。如果全球失衡中居于逆差地位的國家可以使用其本幣進行清償和支付,則失衡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長時期內具有可持續性。 如此,對全球失衡問題的爭論,重點便不在于失衡的原因和規模等等,而在于失衡可否持續:如果世界仍然接受逆差國用其本國貨幣來支付逆差,則失衡便具有可持續性;反之,失衡便會引發全球經濟危機。 如今,美國完全沒有要為全球經濟再平衡和全球經濟發展承擔責任的約束和壓力,更遑論要為恢復全球經濟再平衡付出調整成本了。 我們以為,這種權利和責任的完全脫離,正構成當今國際貨幣制度的基本矛盾。這使得美國的貨幣政策可以無約束地僅僅立足于其國內目標,而全然不顧其他國家洪水滔天。也正因為存在這種基本矛盾,改革國際貨幣體系才成為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關鍵所在。 實現“再平衡”成為當今世界的頭號任務 全球經濟失衡是當今世界的頭號難題,努力實現再平衡自然成為當今世界的頭號任務。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呈現出兩個重要的趨勢性轉變,這可能會使得此次危機成為一個新的全球格局的開端。 其一,發生在實體經濟領域。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產出中的增量貢獻一直高于發達經濟體。危機以后,一方面發達經濟體長期低迷;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的持續高增長,更成為不可移轉的長期趨勢。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新興經濟體將逐漸發揮引領全球發展的作用,完全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舊的全球化模式將被改變。 其二,發生在金融領域。資本主義式的全球經濟危機總有金融危機相伴隨,而歷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大都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債務危機為基本特征。因此,危機的恢復意味著全球性債務重組,而每一次重組,均使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霸主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強化。這一次完全不同了。如今深陷債務危機而難以自拔的,是那些掌握著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和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發達經濟體。他們被自己呼喚出來的惡魔纏身,非有新興經濟體的援手不能解脫,于是就有了如二十國集團之類的新的國際協調機制產生。危機的恢復,一方面將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使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向著多元化方向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則意味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的決定權被逐漸弱化。正是基于上述意義,全球經濟的新格局開始醞釀。 也正是在這種趨勢性轉變中,重建新均衡以及中國的發展有了新的機遇。首先,當前世界經濟進入了結構調整期和產業轉型期,這將有利于中國培育“發展新優勢”和“搶占未來發展戰略制高點”。其次,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和世界經濟處于“治理機制變革期”,中國可以一方面努力發展壯大自己,另一方面努力增強全球治理的參與能力。 如果說全球產業轉型、結構調整甚至治理變革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周期性變化的一個常態,那么新興經濟體能夠真正在經濟總量上趕超發達經濟體,卻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新變化和新機遇。不過,能否抓住這樣的機遇,從而在全球達成新均衡的過程中確立自身的位置,卻要看我們的發展方式能否成功地實現轉型,要看我們的經濟結構能否得到有效調整,要看我們的經濟效率能否持續提升,要看我們的質量能否有效提高。這是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學部委員) 本文原載于北京日報2015年11月9日,原標題為《從“失衡”走向“再平衡”》

    來源:北京日報
    鉤沉|游宇明:慈禧如何把“祖制”當成手中的“玩偶”

    要說慈禧是個不在乎祖制的人,估計她會從安睡了一百多年的地洞里跳出來。“戊戌變法”時,她反對新法、鎮壓維新運動的最大借口就是:光緒違反了“祖宗之法”。慈禧真安守祖制嗎?非也。 清朝開國之初,順治帝鑒于明朝宦官專權、國事日非的歷史教訓,在其執政第十個年頭頒布上諭,對太監嚴加管束,將這個“太監行為六不許”鑄成鐵牌立于宮內交泰殿門前,后又增加“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等內容,明確規定:有違反者,“即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 同治以前的清代最高統治者們對這個“祖制”是尊重的。在兩百多年時間里,都沒有出現像明朝劉瑾、魏忠賢那樣的大宦官,但到了慈禧時期,歷史悄悄地轉了個彎,甚至可以說,慈禧第一次執掌權柄,就是從違反“祖制”、讓太監干政開始的。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帝病死承德行宮,遺命以唯一皇子載淳繼承帝位,并任命肅順等八人為顧命大臣,輔佐幼主。慈禧不甘心大權旁落,日夜想著如何將肅順等人趕下權力的寶座。 經過一番算計,她派心腹太監安德海竄回北京,串通當時正主持與英法聯軍議和事務的奕?,密謀叔嫂聯手奪權。奕?也是極在乎權勢的人,當年失去大位本就心結重重,如今有了嫂子的招手,自然像中了頭彩似的。他第一時間便向承德行宮發了要求奔喪的折子。 接到奏折,肅順等人覺得奕?名為吊喪,實際上是想爭權,駁回了他的請求。看到自己一盤棋剛下一子即出局,慈禧很是沮喪,她立即與慈安見面,最后決定兩人下一道密詔,蓋“御賞”與“同道堂”印章,再次派安德海進京,宣奕?來承德。 奕?到來之后,慈禧與他反復進行“沙盤推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政變,終于大功告成,“勞苦功高”的安德海也因此被晉升為總管大太監。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很難收手,有了第一次違反“祖制”,便有第二次、第三次。肅順等人被“修理”之后,奕?集議政王、首席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宗人府宗令、總管內務府大臣、領神機營、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務等要職于一身,可謂位高權重。 安德海不時向他索要財物,起初奕?有求必應,后來這樣的事太多了,奕?開始拒絕,并告誡他:“國方艱難,宮中不宜多取”。奕?的做法并沒錯,安德海卻不能接受。他自恃辦事機敏,善于察言觀色,頗得太后信任,不斷地在慈禧面前大說奕?壞話。安德海這樣做本來是要嚴懲的,但慈禧卻將個人恩怨放到了祖制前頭,非但沒有懲罰他,還找了個借口將奕?革了職。 同治八年(1869年),久在宮闈的“小安子”(慈禧對安德海的愛稱)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并借機斂財,請求慈禧準許派他到江南置辦龍袍、預備皇帝婚禮所需之物。太監出京城,為皇家大忌,開國以來一向嚴厲禁止,慈禧居然答應了。得到慈禧的支持,安德海狂妄到了極點。 一是出行極其豪奢。他以皇太后欽差自居,穿著御賜龍衣,率領官兵、蘇拉、妻妾、太監、宮女、僧人等數十人,分乘兩條大船,沿運河南下,船上懸掛日形三彩烏旗,船邊飄著五彩繽紛的龍鳳旗幟,船上又是設宴又是演戲,極盡享樂之能事。 二是故意不攜帶任何公文,以顯高貴。清制,欽差大臣出京,朝廷必須“明降諭旨”并部文傳知,即必須商請軍機處寄發公文,以便地方官員按禮迎送。安德海卻自以為得勢,不理這一套。他的仆役下船采購物品也拒絕出示“傳牌勘合”(奉命出京兵員由兵部簽發的身份證件)。如果不是丁寶楨看不慣此人的張狂,秘密請示與慈禧有矛盾的同治、奕?,將安德海宰了,還真不知之后的安德海會猖狂到什么程度。 慈禧將祖制當成“玩偶”,想要就要,想丟就丟,自然有利益盤算的因素。當初派遣安德海串通奕?搞政變,是為了奪取權力;后來放縱安德海在自己面前說奕?的壞話,是希望鞏固權力;最后允許安德海出京城,則是權力鞏固之后,希冀收買“身邊人”的人心。假若不能達到某些個人目的,慈禧肯定會假裝正經。 如果說,在與肅順、奕?等人的權力斗爭中,慈禧違反祖制,更多地是為了向太監借力的話,那么在大功告成之后還要違反祖制,則明顯有一種“老子權力通天,想干什么誰奈我何”的意味了。炫耀特權,一方面是要顯出個人的高不可攀,另一方面更是想警告下位者,希望他們安于現實地位,不要搗蛋。 (作者單位: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本文原載于北京日報2015年11月2日,原標題為《慈禧手中的“玩偶”》

    來源:北京日報
    曲青山:讀到動情處讓人潸然淚下,讀到精彩處讓人拍案叫絕

    我們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瑰寶。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史國史教科書、營養劑、清醒劑和最好的老師的作用,要求廣大干部群眾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為更好地發揮黨史國史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的作用,我們組織力量編輯出版了《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一書,與廣大黨員干部群眾一起回顧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探索的歷史進程,緬懷老一輩革命家和人民群眾的豐功偉績。 黨重要歷史決策的見證者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 《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這部書的作者,都是我們黨重要歷史決策的見證者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是新中國歷史的“活字典”“活資料”。 他們的親歷親聞、所感所悟,既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充滿深情和尊重,又對社會主義建設和探索中遭遇的挫折進行實事求是、深刻透徹的反思,體現了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厚感情,表現了共產黨人的坦蕩胸懷和擔當精神。 《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曲青山、高永中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他們通過思往追昔,以親身經歷、生動事例,形象闡明了歷史、現實和未來是相通的,歷史都是由昨天走到今天、再由今天走向明天的道理,深刻闡釋了為什么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不能互相否定,也無法人為割裂的真理。 他們以親身經歷告訴我們: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得來不易,值得格外珍惜、堅定繼承和不斷發展;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是經過血與火的考驗,得到實踐充分證明的,我們應該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以自信、開放、進取的態度,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繼續寫好,寫得更精彩。 口述史料以形象、生動、鮮活的特性,和文獻資料互為補充、互動互證 歷史是紛繁蕪雜的,是絢麗多姿的。歷史交給歷史工作者兩個重任:一個是透過現象探求本質,從錯綜復雜的歷史中尋求歷史規律,以啟迪后人,鑒往知來;一個是將歷史的絢麗多姿多維度呈現出來,讓人有穿越時空、身臨其境之感。 如果歷史只是冰冷抽象的條文,脫離了歷史環境、歷史背景,失去了歷史視野、歷史關懷,是難以引起共鳴的,是無法令人記憶深刻的。回憶錄和口述史料正好可以彌補文獻資料的不足,以其形象、生動、鮮活的特性,和文獻資料互為補充、互動互證,展示歷史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讓人在歷史追思中感悟得失、升華經驗。 革命導師恩格斯為支持貝克爾撰寫回憶錄多次專門致信伯恩施坦等人,成為重視和珍惜口述史料的典范。 恩格斯認為回憶錄“對我們黨成立前的歷史和我們黨的歷史來說會是一部新的文獻資料”,“沒有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能夠忽視這部文獻的”,而且也將是“出色的和生動的真正人民讀物”。“如果貝克爾不做這件事,這些歲月所發生的事件就將永遠被人遺忘,或者是由敵視我們的人民黨的人或其他的庸俗民主派來描述這些事件,而這是不會為我們服務的。現在有一個永遠不會再出現的好機會,我認為錯過這個機會就是一種犯罪行為。” 恩格斯三言兩語凝練地概括了口述史料提供歷史細節、彌補文獻資料之不足,增強黨史知識的豐富性和生動性、真實性和現實感、感染力和吸引力,有利于掌握話語主導權、服務大局等重要作用。 讀到動情處,讓人潸然淚下;讀到精彩處,讓人拍案叫絕;讀到深刻處,讓人閉目深思 我們十分重視回憶錄和口述史料的征集工作,始終將搶救“活資料”作為迫在眉睫、時不我待的工作來抓。經過艱辛努力和不斷積累,已采訪了幾百位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當事人,整理了逾千萬字的珍貴口述史料。 《新中國口述史(1949-1978)》正是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經過系統梳理、精心選編而成。 如今,這部書的不少作者已經逝去,但他們以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部書凝聚著他們的心血和智慧,是他們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的生動體現。他們的回顧和思考真實、生動、深刻,所以讀到動情處,讓人潸然淚下;讀到精彩處,讓人拍案叫絕;讀到深刻處,讓人閉目深思。 在此,我們對他們表達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謝,也熱忱歡迎、殷切期盼有更多的老同志參與到回顧總結歷史、啟迪襄助后人的事業中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輝煌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黨和人民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是一脈相承、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壯麗事業。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我們要堅定黨的歷史自信,科學總結黨的歷史,自覺運用黨的歷史,幫助人們牢記過去、把握現在、開辟未來,更好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更好地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莊嚴歷史責任。 本文原載于北京日報2015年11月2日。

    來源:北京日報
    老輩贊|毛澤東曾評價他為“非常出色的宣傳鼓動家”

    對于我黨早期領導人惲代英,毛澤東曾評價說:“惲代英是一個受人敬重的人,他是全國革命青年的領袖,具有很強的理論水平,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宣傳鼓動家。” 惲代英還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其一生的革命生涯與教育活動緊密相連:他曾在我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任教授;國共合作時期任黃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主持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領導工作。 在他留下的遺著之中,論及教育的有《家庭教育論》《學校體育之研究》《不用書教育法之研究》《革命運動中的教育問題》等近百篇。1926年,他在黃埔軍校還編寫了系列政治教材。 惲代英的教育論著涉及內容十分廣泛,見解獨到,并形成了獨立的教育思想體系。其教育思想的基本點包括:以“改造教育與改造社會相統一”為前提,以“養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為中心實施教育改造。 他認為,“養成健全的公民”是時代的要求,“健全的公民”必須具備健全的素質,應當把“為民眾服務”當成應盡的義務,“健全的公民”應有對國事的參與意識。 他還提出了教育改造的實施方案,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建立在其實踐基礎上的觀點,比如:兒童教育為“健全的公民”打好基礎;中等教育應是“養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高等師范教育必須被改造成培育“養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的師資的教育;等等。 他的這些教育思想和理念對于我們今天的教育實踐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文原載于2015年9月21日北京日報,原標題為《惲代英:“養成健全的公民”》

    來源:北京日報
    賀雪峰:調查發現,當前中國農村主要有四種代表性的農戶

    在城市化背景下,大量農村人口從土地中脫離出來,進城務工經商。 在農村資源不斷流出的背景下,農村為什么還可以保持秩序?這需要我們對農村社會結構進行仔細調查分析。 在一般農業型農村地區,農民顯然也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分化,不過,總體來講,這種分化是不穩定的,且是與農民家庭周期有密切聯系的。 依據調查分析,當前中國一般農業地區主要有四種代表性的農戶,分別是:進城戶、半工半耕戶、中農(對“中堅農民”的簡稱)、老弱病殘戶。 當前70%的農民家庭存在“半工半耕”結構,這種結構是當前中國農村最為基本且不穩定的結構 在當前中國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農村最大的變化是大量農民進城。當前農民有兩種十分不同的進城:第一種農民進城是通過考大學或務工經商賺了錢,有穩定就業與收入來源,真正可以在城市買房安居的進城。這樣的農民進城,可以全家進城,而不必為進城失敗留下返鄉的退路。 他們因此進城去了,一般很少再與村莊發生日常聯系。他們也可以說是村莊成員,因為他們是從村莊走出去的,且與村莊存在密切的社會聯系,但他們主要的利益關系已經不在村莊,也與村莊漸行漸遠。 他們之前承包的土地因為30年不變,而仍然具有一定支配權,但他們一般不種,而是流轉給親朋鄰里耕種。因為進城農民與村莊之間仍然存在聯系,所以也可以算作村莊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 第二種農民進城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以獲取務工收入,而家庭中年齡比較大的父母仍然留村務農,從而,農民家庭中有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務工和務農的兩筆收入。這樣一種農民進城只能是“半進城”,這個“半進城”有兩層意義:一是家庭成員中只有部分成員進了城,還有部分成員沒有進城;二是進城的農民也可能返鄉。當然,進城農民在城市務工經商順利,可以在城市安居時,他們也可能將留村務農的父母接到城市。 當前中國一般農業型地區中,最為普遍的農戶正是這種“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庭,家庭中的年輕子女進城務工,年老的父母種田。這樣的農民家庭,進城年輕人就與村莊有著緊密的關系。一方面,村莊中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是留村務農父母進行生產生活的基礎;另一方面,年輕人進城失敗,就可以返鄉務農,有了退路。面對金融危機,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農民的說法是,失業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吃飯的時候多擺一雙筷子罷了。 當前中國大約70%的農民家庭存在這樣的“半工半耕”結構,這種結構是當前中國農村最為基本的結構。但這種結構并不穩定,因為留村務農的父母會越來越年老,以至于不再有能力種田,他們就將自己承包的耕地流轉給親朋鄰里耕種。 沒有進城務工經商而是留村務農的年富力強的青壯年農民及其家庭,已屬于村莊社會結構中的“中堅農民” 農村中的第三種結構性力量,就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進城務工經商而是留村務農的年富力強的青壯年農民及其家庭。年富力強的一對夫妻可能因為父母年齡太大需要照料,或子女過于年幼,而無法進城務工經商。 年富力強的年輕夫妻留村務農,只種自家承包的責任田,經營面積太小,所獲收入太少,在農村難以體面生活,因此,他們最積極地將外出務工農戶不再耕種的土地流轉過來,達到適度規模經營,比如達到30~50畝的經營規模,從而,每年從農業中可以獲得3~5萬元的純收入,又通過農村副業獲得一定收入,加之農村生活成本低,他們就可以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同時又可以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 這樣的以適度農業規模經營為主體的,主要收入在村莊、社會關系在村莊,且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務工又可以保持家庭生活完整的農戶,就是我們所說的“中農”。 年富力強的農民夫妻留在村莊,一定要有超過自家承包地的土地上的收入。上面所講通過流轉外出務工農戶的耕地來形成適度規模經營,只是形成中農的一種方式,當然是主導的方式。其余方式還有比如種植經濟作物,專業養殖,當農村經紀人,做代理,開商店賣農資,手藝工匠收入,或就是當村干部,等等。 總之,在農村就可以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收入的青壯年農戶,保持了家庭生活完整,參與村莊各種社會事務。這個群體就成為村莊社會結構中的“中堅農民”。 第四種農戶是家庭中既缺少進城務工的年輕力壯勞動力,又缺少從承包地以外獲取收入能力的農戶,這樣的農戶,除耕種自家承包地以外,不再有其他比較重要的收入來源。這樣的農民大多是老弱病殘農戶,是農村真正的弱勢群體。 “中堅農民”在農村社會結構中處于關鍵位置 總體來講,在這四種類型中,進城戶比較穩定,且正在越來越完全地脫離村莊。半工半耕戶的情況比較復雜,從收入上講,有些家庭父母已經年老,無法種地,從而不再獲取農業收入,但進城年輕子女仍然無法獲得在城市體面安居的就業與收入條件,而隨時可能退回農村,絕大部分家庭則有或多或少的務農收入。這部分農戶存在家庭的分離。 中農家庭也不穩定,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中農家庭從農村所獲收入不穩定,包括所種其他農戶的承包地可能隨時被收走,在農村從事的副業本身不穩定;二是中農家庭隨時可以調整家庭策略,比如隨著年幼子女年長,而有外出務工經商的更多機會。從具體農戶來講,中農是不穩定的;但從產生中農的條件來看,中農則又是相當穩定的。因為隨著農民越來越多地進城,農村有了適度規模經營的條件,且農村有各種獲利機會,這些機會就為中青年人留村創造了條件,就會有人來捕獲這些機會。 老弱病殘戶也可能隨著年幼子女成年后外出務工,獲得務工收入,從而變成半工半耕戶。因此也是不穩定的,這與家庭的生產周期有關。 以上四種農戶在當前一般農業型地區的比重大致是,進城戶占10%左右,半工半耕戶占70%,中農戶占10%,老弱病殘戶占10%。這種結構是按戶來統計的,若按照在村莊的人來統計,則進城戶就不應該計入,半工半耕戶中,進城務工經商的年輕人也不應當計入。 因此,村莊中就主要有兩種人群:一是中農,二是老弱病殘。后者包括了半工半耕戶中留村務農的老年父母。此外,還有未成年的兒童。在這樣一個留村的農戶結構中,中農戶的比重依然是10%,最多不過20%,老弱病殘的農戶要占到絕對多數。可以看到中農在農村社會結構中的關鍵性位置。 實際上,在當前農村人財物流出的背景下,正是中農的存在及由此形成的“中農+老弱病殘”的結構,保證了農村社會的基本秩序。 本文原載于北京日報2015年10月26日。

    來源:北京日報
    陳先達:何謂“本土”?為什么要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

    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強調,我們現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樣能夠把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講好的人才。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為什么還需要馬克思主義本土化? 針對這些問題,近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先達在《人民日報》上撰文指出,在我國,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說到底是中國化。絕大多數人都能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中國化的重大意義。 但也有人存在模糊認識:既然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真理,那為什么還要本土化呢?好像提本土化就是貶低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 還有人認為,如果馬克思主義必須本土化,要經過一番改造才能發揮作用,那就說明馬克思主義本來不具有普遍真理性,否則為什么不能直接拿來用?不難看出,這些看法是脫離實際、形而上學的。 馬克思主義真理具有普遍性,但從不排斥特殊性。馬克思主義所面對的各個國家都是具體的,或者說是“本土”的。所謂“本土”,是指一個國家的國情、歷史傳統和文化傳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力量就在于它能夠與各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實現本土化。 好比一種植物能夠在被移植的土壤中茁壯成長,這不僅證明土壤適宜,而且證明這種植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可以理解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國情的結合。 我國改革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當今中國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也充分證明,中國具有適宜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土壤,并且已經結出豐碩的果實。 以下為全文: 習近平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強調,我們現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樣能夠把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講好的人才。我們要傳播好馬克思主義,不能照本宣科、尋章摘句,要大眾化、通俗化。這一重要論述,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做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我國,馬克思主義本土化說到底是中國化。絕大多數人都能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中國化的重大意義,但也有人存在模糊認識:既然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真理,那為什么還要本土化呢?好像提本土化就是貶低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 還有人認為,如果馬克思主義必須本土化,要經過一番改造才能發揮作用,那就說明馬克思主義本來不具有普遍真理性,否則為什么不能直接拿來用?不難看出,這些看法是脫離實際、形而上學的。 馬克思主義真理具有普遍性,但從不排斥特殊性。馬克思主義所面對的各個國家都是具體的,或者說是“本土”的。所謂“本土”,是指一個國家的國情、歷史傳統和文化傳承。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力量就在于它能夠與各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實現本土化。好比一種植物能夠在被移植的土壤中茁壯成長,這不僅證明土壤適宜,而且證明這種植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可以理解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國情的結合。我國改革發展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指導。當今中國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也充分證明,中國具有適宜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土壤,并且已經結出豐碩的果實。 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一直是我們黨高度重視的理論課題。《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典范。李達、艾思奇等理論家都曾對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作出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培養了大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這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姓“馬”信“馬”,自然須承擔起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神圣使命。 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需要肩負的責任。馬克思說過:“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主義是大智慧,而大智慧往往能夠在共享中得到人們的認同、潤澤人們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真理只有在大眾化進程中深深植根于人民群眾頭腦,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是因為它植根于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 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需要用通俗易懂的話語闡釋馬克思主義。通俗化看似只是表達方式問題,實際上是關系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在人民群眾心中落地生根的大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要把推動馬克思主義通俗化作為必須肩負的責任。如果著作文章滿紙都是玄而又玄、晦澀難懂的名詞,或者通篇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這種“陽春白雪”只會知音難覓、和者甚少。實際上,真正有價值、有學術深度的理論文章往往是深入淺出的。 應當看到,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和實踐性,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絕不限于在書齋里進行純學術著述、從書本中討生活,從來都是積極投身于火熱的實踐中,以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人民群眾,努力作思想與時代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哲學與人民相結合的大學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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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毛澤東心目中有五條“真經”!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之一。 毛澤東在年輕的時候就喜歡明朝楊繼盛的兩句詩:“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 根據現有的資料可以判斷,毛澤東正式提出“實事求是”的概念,以及系統闡述“實事求是”的思想和領導方法是在1941年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 他在其中深入闡釋了“實事求是”的內涵:“‘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那么,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毛澤東基于中國民主革命的實踐對此進行了探索和思考。 “虛懷觀是”:“遇事虛懷觀一是”,難就難在“遇事”這兩個字上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一條就是“遇事虛懷觀一是”,即“虛懷觀是”。 毛澤東認為“遇事”就是對所有時候、所有場合的所有事,都要實事求是。一時、一定場合、個別事情的實事求是是容易的,一輩子、所有場合、所有事情上的實事求是是不容易的。“遇事”就是排除任何選擇性的實事求是。“遇事虛懷觀一是”,難就難在“遇事”這兩個字上;中心在“虛懷”,即本來無一物的自然狀態的胸懷。 如果胸中只有本本,一切從這個本本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那就不是虛懷的狀態,而是教條主義的狀態。他諷刺地指出:“教條主義是不落地的,它是掛在空中的。”“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應當從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 毛澤東書法作品 如果胸中只有領導,一切從領導的意圖出發,而不是從實際出發,那也不是虛懷的狀態,而是唯上是從的狀態。唯上是從者眼睛只朝上看,不朝下看,看不到客觀實際,看不到群眾的要求。 在抗戰中,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如果胸中只有私心雜念,一切從自己的私利出發,而不是從本來的實際出發,同樣不是虛懷的狀態,而是個人主義的狀態。他批評個人第一主義的人都不是老實人,指出:“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為得計,自以為很聰明,其實都是最蠢的,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虛懷是謙虛的狀態,而不是驕傲自滿的狀態。毛澤東認為,謙虛等于尊重實際,驕傲自滿就會脫離實際。 他在《實踐論》中指出:“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抗戰中,他經常提醒各級領導和指戰員要防止驕傲,特別要防止勝利后的驕傲。 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取得了平型關大捷。一個月后,一二九師七七一團遭到日軍襲擊。10月25日,他致電八路軍各級負責人,指出:“小勝之后,必生驕氣,輕視敵人,以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團七亙村受襲擊,是這種勝利沖昏頭腦的結果。你們宜發通令于全軍,一直傳達到連隊戰士,說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艱苦奮戰的長過程。” 1944年,抗戰勝利快要到來,毛澤東又多次提出防止驕傲,要求“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驕傲就會看不到實際,就求不到“是”,就會失敗,這對任何人都不例外。 “和氣察是”:和氣,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二條就是“與人和氣察群言”,即“和氣察是”。和氣,就是民主,就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如果不民主,對人不尊重、不平等,驕氣待人,盛氣凌人,人家就不能交心、講真話,你就聽不到各方面的不同意見,就求不到那個“是”。所以,民主不僅是政治問題,也是認識論上的問題。 抗戰時期,毛澤東反復談民主與抗日的關系。1937年5月3日他說:“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 1939年9月24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在回答斯諾提的關于抗日與民主問題時,毛澤東指出:現在的中國,是一個不民主的國家。自抗戰開始以來,國民黨政府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至今還沒有什么變化。抗日而沒有民主,是不能勝利的,抗日與民主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針對國民黨和蔣介石來論述民主的。 共產黨通過民主領導抗日戰爭,首先靠的是黨內生活的民主化。毛澤東指出:“由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占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妨礙著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線中、民眾運動中民主生活的不足。”“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民主決策既是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生活的必然要求,也是避免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保證決策正確的重要途徑。 1942年12月底,毛澤東接見八路軍新四軍干部,當他聽到陜甘寧邊區有老百姓給一個分區司令員提了意見,就高興地說:這是天大的好事!那個老百姓很有覺悟。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氣,受當兵的欺負,他們敢怒而不敢言。現在他敢向我們一個分區司令員提意見,敢批評這位“長官”,你們看這有多么好!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變化! 1941年11月,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為避免邊區財政入不敷出,開明紳士李鼎銘等提出了精兵簡政的建議,在毛澤東支持下,經過充分討論,參議會通過了相關決議。 后來,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的講演中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采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發揚民主,善察群言,廣納良言,就能夠避免決策失誤。 毛澤東反對獨斷專行,強調提倡民主作風。1944年12月15日,他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講話:“我們工作作風中的一項極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員習慣于獨斷專行,而不善于啟發人們的批評討論,不善于運用民主作風。”“各級領導人員,有責任聽別人的話。實行兩條原則:(一)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們許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風,我們一定要改正這個缺點。” 1941年,陜甘寧邊區征收公糧20萬擔,任務太重,引起部分群眾不滿。6月邊區縣長聯席會議上,下雨打雷,延川縣代縣長李彩云遭雷擊身亡。事后傳出了一個農民說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的話。保衛部門要把這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毛澤東不僅制止追查,而且把農民的想法裝進了心里。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至少三次講到這件事。他說:這件事“迫使我們研究財政經濟問題,下決心搞大生產運動,一九四二年公糧減少了,一九四三年也減少了,這就解決了問題”。 可以說,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毛澤東善于“與人和氣察群言”、作風民主有很大關系。 “去偏歸是”:“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三條就是“各去所偏”,“歸于一是”,即“去偏歸是”。 去偏歸是,是毛澤東1941年夏秋為解決邊區財政經濟困難提出來的。當時朱德、任弼時以及西北局的一些負責人主張采取整理稅收和發展生產的辦法解決困難。林伯渠、謝覺哉等主張把基點放在節約和拖欠黨政軍的經費上。毛澤東下大力氣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同林伯渠、謝覺哉多次書信來往交換意見。 8月5日,毛澤東致謝覺哉的信中說:“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后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于一是。” 此前,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提出: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的另一篇名作《論持久戰》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之一,就是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主觀地、片面地看問題的方法,客觀地、全面地回答了為什么抗日戰爭是持久戰。 毛澤東說:“亡國論者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夸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論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著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并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 對于速勝論者,毛澤東認為,“他們或則根本忘記了強弱這個矛盾,而單單記起了其他矛盾;或則對于中國的長處,夸大得離開了真實情況,變成另一種樣子;或則拿一時一地的強弱現象代替了全體中的強弱現象,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自以為是。” 毛澤東認為,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在方法上都是偏于一面,都有主觀性和片面性的特點。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去偽存真”:“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四條就是去掉假的東西以求得真的東西,即“去偽存真”。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提出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十六字法。在《實踐論》中,他又提出“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這里著重探討一下“去偽存真”。 毛澤東歷來反對不誠實和弄虛作假的做法,重視求真求實、理論聯系實際。1938年8月2日,他對抗大學員講話,談到“老老實實”問題。他說:世界上事情都是老老實實的,所以要講究老實,有多少講多少。既反對自大,認為自己蓋世無雙,又反對自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 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他批評王明教條主義夸夸其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在《反對黨八股》中,毛澤東認為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借以嚇人。他說:“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借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講話中幾次講到講真話、做實事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去偽存真、實事求是的問題。1945年4月24日,他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講的“最后一個問題,就是要講真話”。他說:“就是要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豬鼻子里插蔥——裝象’,吹就是吹牛皮。” 偷,實際上是諷刺教條主義者和不誠實的人。毛澤東說:“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不是自己的著作,拿來說是自己的”。“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教條主義者是懶漢,是“抄襲”的老手,有侵犯著作權之嫌。 裝,也是不誠實。毛澤東說:“我們黨歷來不允許裝。不知道不要緊,知道得少不要緊,即使對馬列主義知道得很少、馬列的書讀得很少也不要緊,知道多少就是多少。” 吹,也有一個不誠實的問題。毛澤東說:“還有一個是不要吹,就是報實數,‘實報實銷’。”“‘實報實銷’,要求我們的情報要真實,不要扯謊。要把自己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向大家公開”。 毛澤東認為,講真話“這個問題解決了,我們黨的作風就可以更切實了。我們一定要老老實實”。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作結論講話,最后講的就是“實事求是問題”。 他說:“我們的陣地只能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力量只能一點一點地聚集,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問題。” 他這里談的“實事求是”,是反對脫離實際的急躁冒進,反對畢其功于一役,要求扎扎實實地、堅持不懈地做積累力量的工作,積小勝為大勝,積跬步致千里。他說:“我們要以科學的精神、革命的現實主義,切切實實、一點一滴、一個一個地奪取敵人的陣地,這樣才是比較鞏固的。” “眼睛向下”: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第五條就是眼睛向下進行調查研究,即“眼睛向下”。 毛澤東一生重視到群眾中、到社會基層去調查研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在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個縣作過系統的社會調查。土地革命時期,他先后作過永新、寧岡、尋烏、興國四個地方的社會調查,并寫出了《反對本本主義》。但是在抗戰之前,毛澤東調查研究的方法還難以在全局上發揮作用。在抗戰時期,他調查研究的方法開始為全黨所接受、所珍視,在全局上發揮指導作用,這在抗戰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延安,毛澤東在撰寫《實踐論》《矛盾論》,闡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同時,也介紹了調查研究的具體方法。他同延安文藝工作者談話,認為大作家是通過調查研究,取得豐富的實際生活經驗,才能寫出形象逼真的細節,留下傳世的偉大作品。 1941年,是在毛澤東倡導下全黨推行調查研究方法極不尋常的一年。這年3月17日,毛澤東為《農村調查》一書寫了第二篇序言。這本書是毛澤東從1927年北伐戰爭至1934年離開中央蘇區這一時期所作農村調查的集子。毛澤東很重視這本心血之作。 第二篇序言的重要之處是提出了“眼睛向下”的調查研究方法。毛澤東寫道:“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出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 他提出:“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識。”他強調,搞調查研究,“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向全黨提出調查研究的建議: “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應有的和必要的結論。為此目的,就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著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夸夸其談地亂說一頓和一二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并指出:“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毛澤東倡導的調查研究,在中國共產黨內發揮了重要的表率作用,極大地影響了一代人,特別是高層領導人。 比如,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通過調查研究寫出來的,周恩來在統一戰線工作中取得突出貢獻與調查研究密切相關,陳云也是通過開展調查研究才在黨的建設工作和邊區財經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發表于2016年4月11日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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